过去我们一直在说，一个地方的发展重点看其工商的活力、科技的高度与文化的厚度，分别涉及到经济域、科技域、文化域。只有具有工商活力才能走向经济繁荣，只有具有科技高度才能抢占产业高端，只有具有文化厚度才能根深叶茂。如果说，只有经济体量而没有科技含量的往往大而不强，只有经济体量而没有文化渊源的往往不可持续；那么，只有科教资源而没有经济活力的往往死气沉沉，只有科教资源而没有文化渊源的往往价值迷失；再就是，只有文化沉淀而没有经济活力的往往抱残守缺，只有文化沉淀而没有科学精神的往往走向虚无。

更进一步说，在这三个域上我们不光是看经济活力、科技高度、文化厚度的存量，而是看其最进步的增量，这便是讲求注重新经济、新科技、新文化。新经济强调经济形态、产业结构、价值链条的不断创新迭代、结构优化以及高端攀升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与全面发展；新科技强调生产的技术构成、产品的技术门槛、技术的功能实现，实现对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疆域的拓展；新文化强调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、兼容并蓄，实现传统性、传承性与现代性、时代性的有机结合。从以上意义上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关键，不仅仅是突出工商活力、科技高度与文化厚度，更在于产生新经济、新科技和新文化。

在这里，我们通篇试图从文化的角度，去看待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脉络与线索。所谓“文化”主要是“文”和“化”，也就是人文精神、思想、情感等意识形态方面在天地万物之间的融汇渗透。既然文化更多体现为一种强大的惯性，那么每个人、每个地区、每个市场主体、每个创新主体等等，都代表了特定文化下的符号。或者说，很多事物都是不同文化背景、文化场景下的产物。这其中，不同文化本身有自身的文化矛盾。对于这种文化矛盾，我们所需要的并非是割裂或者杂糅，而是实现文化的超越，找到矛盾的对立统一。

现在国内有个说法，叫做“春秋战国依然存在”。说的就是，在整个中华文明、华夏文明的大体系发育与演化中，不仅整体上定型于春秋战国时代，还出现了不同地区、地域的文化个性与文化特质，比如齐鲁、吴越、燕赵、秦楚等等。而这些区域性的文化源流，至今具有较强的文化烙印与差异，并影响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当前发展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要去说“春秋战国依然存在”的事实，而是强调不同地域、乃至不同国家，如何通过开放创新与相互借鉴，从文化的源头扬长避短、不断超越。如今，很多地方的发展不力，根源在于思想文化的源头有一种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顽疾，不但难以产生工商活力，离科技高度就更远了。

这些年，山东GDP总量看似很高，但纳税能力很低，甚至到了寻求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处境，而且资源型产业发展瓶颈凸显、创新能力和新兴产业动能严重不足。在种种供认不讳的事实面前，山东要么被认为是走向了衰落，要么被认为是“第二个东北”。但这其中，山东却一直被认为是文化大省，甚至也自认为就是文化大省。作为一个在南北方都学习、工作、生活过的山东人，我认为无论是“被认为”，还是“自认为”，正是源自于农耕文明的历史文化包袱过重，才从文化源头的根本上决定了山东近年来的衰落与尴尬。

如果我们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演进，分为农业文明、商业文明、工业文明、创新文明的话，就足以从文明发育的角度看出山东几乎是一个畸形发展的怪胎。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，齐鲁大地因“孔孟之乡”而闻名于世，伴随特定的经济地理与地理经济条件，获得了长足的经济发展；但正是在“重农抑商”的政策导向与文化倾向下，除了靠海的“齐国”有一定的经商传统，其他地方基本上都没有商业的文化基因，信奉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儒家伦理的大有人在，但愿意从事商业、事业、企业、产业、创业的反而少；到了工业文明阶段，主要依赖大国企与资源型产业发展，掩盖了市场活力与产业根基的不足；而到了创新文明阶段，才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落得很远。

在中国发展的历史长河中，更多的是黄河中下游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“黄河”虽然是条河，但根植黄土，更多的代表了农耕文化。然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与历史文明发展进程，需要不同的文化与伦理的支撑。农业社会、商业社会、工业社会、后工业社会等，就需要产生新的文化与文明。最怕的就是用农业时代的思想文化，来应对新的文明发育与新的时代发展。对于山东而言，看不到农耕文明及其文化思想的局限性将害莫大焉，如果还把自己视为“文化大省”就真是死不悔改了。

应该说，一个最有前途的时代、社会或者区域，一定是能够把最优势的智力、资源、要素等，投入到商业、创业、企业、产业、实业之中，以更低的交易成本、更集中地精力从事寻利的、创造财富的生产性行为。与之相反的，一个最没有前途的时代、社会或者区域，则是把最优势的智力、资源、要素等，投入到公共部门、行政机构、事业单位等之中，让从事寻租的、分配财富的非生产性行为来管控、甚至掠夺从事寻利的、创造财富的生产性行为。很多时候，正是这种激励结构、治理结构与资源配置方式的差距，决定着不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，而这一切自然与地域的文化相关。

不论大家如何看待山东的发展，准确地说是山东近年来的衰落与尴尬，不论有多少具体原因或者论据，但根本原因只有一个，也就是在整个经济社会运行发展的过程中，这种社会财富的分配者掠夺创造者、非生产行为管控生产性行为所导致的社会激励结构、社会治理结构，造成了资源要素的错配、有效动能与活力不足。当然，更深刻的原因，就在于沉重、陈旧的思想文化包袱。譬如，在山东更多的毕业生在毕业后首选公务员、事业编序列，进不了这个序列的一定是去国企而非民企，官本位的“管理”离“服务”还有较大距离等等。

某种意义上，现在大家所说的“儒商”都是附庸风雅或者很不严肃的。如果仔细深究，“儒”是强调整体的、形而上的、精神的、威权的、井田与教化的；那么，“商”是强调个体的、形而下的、物质的、活力的、分工与交易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说“儒商是充斥着文化矛盾的悖论”。更进一步来说，以往的“儒商”是在山东典型的文化生态、政治生态、产业生态、创新生态下诞生的怪胎，几乎是“非儒非商”、“儒不知商、商不知儒”、“儒前商后”的“四不像”。这种四不像的怪胎，天生就具有劣根性、顽疾性，只要有这种思想意识形态与发展结构下的“儒商”，山东的经济社会发展走向衰落是必然的。

尽管“儒商”是在特定文化环境、意识形态、发展结构以及资源配置方式下，对山东过去及当前政商关系、产业形态、企业生态的折射，但并不意味着“儒”和“商”对立的矛盾不可统一。在这里，我们想表达是，“儒”和“商”不但需要统一，而且能够统一，能够形成更有前途的统一。这种“对立统一”的结果，便是需要倡导和发展“新儒商”。“新儒商”核心是走出“非儒非商”、“儒不知商、商不知儒”、“儒前商后”，而是“儒是儒、商是商”、“儒知商、商知儒”、“儒为了商，商在儒前”。

更具体而言，在“新儒商”之中，“儒”是“商”的价值观导向，体现为现实的理想主义；“商”是“儒”的利益观目的，体现为理想的现实主义；不是“儒”的“商”，而是“商”的“儒”。强调“新儒商”，就不再是让从事寻租的、分配财富的非生产性行为来管控、甚至掠夺从事寻利的、创造财富的生产性行为，而是强调从事寻租的、分配财富的非生产性行为来服务、支撑从事寻利的、创造财富的生产性行为，在最大程度上让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创新主体，以更低的交易成本、更集中的精力优先获得超额回报。

最后，我想对于山东的发展而言，更需要认识“改革开放”的真实含义，并需要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，彻头彻尾地实现从文化超越到战略赶超。所谓“改革”，依然就是让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新动能以更低的交易成本、更集中的精力优先获得超额回报；所谓“开放”，就是与高手过招，兼容并蓄地让自己更优秀更强大，而不再故步自封。这其中，“新儒商”是最大的新动能，新在结构变革、新在开放创新、新在文化超越、新在爆发成长，将有机地处理改革、创新、开放、发展的关系，成为山东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、主力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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